从某种角度看，“看病难”缘于医院少，医院少缘于医生少，医生少则缘于医生待遇低、福利少。所以我认为，推进医疗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，就是提高医生待遇、鼓励年轻人从医。

医生待遇究竟是高还是低？跟平均工资比，2011年上海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1968元，月平均4331元，但不少工作了10多年的社区医生，月工资却在平均线上下挣扎；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级城市，医生的年收入只有2-3万元甚至更低。跟其他行业比，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201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分行业年平均工资》看，整体平均工资为42452元。

而金融业年平均工资是91364元，信息传输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70619元，科研、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是65238元，分列第一、二、三位，而医疗卫生业仅以47258元排名榜单的第8名，脉冲控制仪是整体平均收入的1.1倍，落后交通运输等行业。

跟其他国家和地区比，近4年的数据显示，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等国医生平均收入是中国同行的40倍左右，香港的医生平均收入是内地的22倍，台湾是大陆的14倍，即使是与印度、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，我们仍然是远远落后的。

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不得不反思：医生低工资会给患者和整个行业乃至社会带来什么？

第一，医生工作热情和效率降低。部分人离开医生队伍转做医药销售，部分基层和乡村医生转行。据卫生部信息，最近6年中国共有100多万人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，但有40万人没有注册。也就是说，这40万人都没有选择从事医疗行业。现在很多农村已出现了“有室无医”的情况，约66.7%的村卫生室只有1名村医，人数多于3人的村卫生室仅有12.5%。

第二，个别医生依赖“灰色收入”，医患矛盾加大。由于医生不能从自己付出的技术劳动中获得应得的、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，使个别医生只能通过催生“超级大处方”来追求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、收受病患家属红包等不正当收入，严重影响和损坏了医生的声誉，加重了看病贵。

而少部分医生的行为使老百姓由此将整个医生群体“妖魔化”，病人就诊时常对医生心怀警惕，担心医生所开处方和检查是否与医生的收入相关。这种普遍的担心和反感加重了医患矛盾和对立，使医患关系极度紧张。

第三，医生后备力量薄弱。同样是念了大学而且比其他学科同学还要多念3-4年，毕业以后还需经历3年的实习期才能够正式上岗，而他们的工资和其他职业相比却属于中等偏下，还要面临每天平均超过9.5个小时的工作强度和巨大的心理压力，致使 现在的年轻人对医生这个光荣的职业青睐不再。

第四，资源分配陷入恶性循环，使城乡差距不断拉大。由于健康是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保证，如若农民无医可看，便只能拥入城市。人口的无序迁移(在中西部一些地区，农村劳动力普遍转移率就高达60%，农村空心化现象异常突出，许多村甚至成为无人村)，致使我国的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面临无序扩张的被动局面。以上海为例，2011年年底常住人口接近2600万，逼近2800万至3000万的上海人口极限“警戒线”！

而这根“警戒线”的划分，恰恰取决于医疗、交通、教育、住房等公共服务。我们必须承认：大城市有限的空间资源永远无法满足无限扩张的人口的需求，带来的问题层出不穷：房价越来越高，交通越来越拥挤，环境越来越差，看病读书就业越来越难……反观农村呢？如果没有人，那么国家曾经花费巨大的人才财力投入到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和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，城镇化建设会不进反退。